Pierre Tapie：我们不可能在所有有趣的地方都建校区，我们希望在一个地方建一个校区后，能够有不同国籍的亚洲人在此学习，而且到处建校也是一种资源浪费。

记：中国的商学院发展史还很短，发展思想还处于初级阶段，学术理论如我们的高新技术和高新设备一样，主要靠引进，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也很弱，您认为中国商学院在此阶段，应着重打好哪些基础？

Pierre Tapie：一是先给学校一个定位，即任务和责任是什么？学校定位为区域性？全国性？还是国际性？有可行性吗？二是确定研究和教育的比例，即教育资源占多少，科研资源占多少，要研究哪些领域；三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高校应创建自己的品牌、教学体系和特点，而不是一味模仿。中国文化很有特点，如不能在商学教育中将其融入，将是一种损失，中国商学院应开发自己的教学体制。

记：中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发展期，中国商学院该怎样利用这一大背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商学院？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最终为全球的商学院建设，提供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商学思想？从东西方的文化差别来看，东方商学思想的建立，是很令人期待的。

Pierre Tapie：这个问题应该很谨慎，我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如果提出一个建议的话，就是在商学教育中，引入中国历史和哲学，还有宗教，如儒教、道教、佛教，这种东西是根植于人性基础中的，会形成很深的东西，对今后的创新是个基本基础。

记：虽然还有很多问题想与您探讨，但专访时间已经结束了，谢谢院长接受我的专访。

Pierre Tapie：我在世界各地接受过很多记者的专访，但很少有记者有这么高的思想能力，因此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

记：请说。

Pierre Tapie：美国的商学院现在世界很闻名，你怎么看欧洲商学院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

记：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我对商学院话题接触不多，对美国和欧洲商学院的发展背景和现状，还缺乏深入了解和研究，但我可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今后发展所需的商学思想出发，简单谈谈这个问题。

中国是个有着很深的文化传统、从计划经济起步的国家，历史上并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时代，这使国民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发达国家呈现出的资本主义思想及经济规则，充满不解和好奇，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就是在这种心态下起步的。直至今天，走在中国路上的外国人、尤其来自美欧国家的外国人，依然受到中国人很高的礼遇和尊重，凡遇到重大发展问题无论哪个领域，人们言必谈美欧如何如何，这正是此时中国人对美欧国家充满敬佩和向往，对自己还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

但是，经过近30年改革开放、尤其处于经济全球化时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高速、甚至超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崛起中的大国这一定论，不仅来自中国之外，更来自中国人内心。这是个重要的心理基础，一个缺乏自信和能力的国家，永远不会成为强国或世界性大国。这种自信和能力，即来自中国领导人处理国内外事物时，不断彰显出的大国领袖风范及国际影响力，更来自中国国民已开始寻找带有东方精神的发展思想和道路。近几年持续的国学热，使整个中国开始在全球化背景下，审视并深挖自身文化中的精髓，以求为已带有资本主义萌芽、并将继续被资本化的中国，寻找并建立带有东方人文精神的生存思想和发展道路。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颠覆式改变，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心灵经历了一次彻底打碎、洗涤和重建。这种洗涤和重建是革命性的，没有一点温情脉脉。重建的心灵可说是东西方文化兼容，虽然这种崭新文化还未很好地建立起来，尚停留在雏形阶段，但正是这种兼容性，使之有了更强的审视自身文化和发展道路的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

但这只是中国在思想成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又一个重要阶段而已，人们希望的是能够在漫漫审视和思考中，寻找到既有全球化特征、又带有东方人文色彩的思想观和发展观，以使中国最终成为具有东方人文精神和发展特点、与西方大国色彩迥异的又一个世界性大国。

这一切使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乃至人们心灵的成长，都无法继续在缺少文化内涵的环境和行为中进行。

欧洲不仅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地，而且有着很深的人文传统，人文精神在欧洲的持续彰显，使其产生了众多在国际上至今影响力不衰的大家。从哲学家尼采、笛卡尔、海德格尔，到作家巴尔扎克、歌德、沙士比亚，到画家毕加索、梵高、再到音乐家贝多芬，等等，这些大家与欧洲的人文传统交相辉映，至今对全球的人文思想走向，产生着深刻影响。一个张扬人文精神的欧洲，其经济发展过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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