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各商学院MBA课程申请人数下降之际，中国学生却在敲打顶级商学院课程的大门。今年美国许多商学院申请人数下降了30%，部分原因是海外竞争和需求旺盛的劳动力市场。

尽管过去两年来申请人数略微下降，但最受欢迎课程的申请人数，依然多出录取名额的几倍。

      

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政府鼎立支持这种美国发明的学位，使MBA成为中国管理教育的黄金标准。

高管MBA课程

60到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让许多有抱负的中国经理人错过受教育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在他们的美欧同行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首席执行官、董事会成员，甚至政府高级官员都在重返商学院。参加中国顶级高管MBA课程(EMBA，为有经验的在职经理人提供的课程)的学员名单，活像一本中国企业名人录。

高管们在业余时间用中文攻读高管MBA学位。这些课程地位如此高，占了中国MBA课程的90%左右。1994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由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FMD)和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合资成立，号称拥有全球最大的EMBA课程，每年输出550名 EMBA毕业生。

如果说美国市场的特点是课程泛滥，而学生对课程需求不旺，那么中国市场则完全不同。为了阻止三流学位的泛滥，中国教育部对希望提供MBA 课程的中国大学实行授权程序。在1991年刚开始时，只有9所大学被授权。如今有95所大学能授予MBA学位，但与美国数以千计质量参差不齐的课程相比，这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

虽然政府限制表面上是最大的制约因素，但为了保持质量，中国顶级商学院本身对招收的学生人数是超级保守的。

师资

就像中国几乎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高级经理人一样，中国还更缺受过西方培训的学术界人士，即那些能教授西方经济学、战略或领导能力课程内容的人，以及那些能用西方授课方式如案例教学法讲课的人。

每一所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商学院都清楚问题所在，它们大多形成了一套三管齐下的方法，以提高课程质量。首先是把那些在海外教学的中国教授们吸引回来，或招募在欧美获得博士学位的新师资力量；其次是把现有的师资人员送往一些顶级商学院接受培训，尤其是美国的商学院；第三是吸引欧美顶级教授作为访问教授来讲授课程，并向他们学习。

被誉为中国麻省理工的清华大学，已把师资发展提到议事日程的首位。清华经管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国青表示，如今，三分之一的清华教师有美国商学院的学位，总数超过了30人。他本人就在欧洲受过培训。“我们的内部政策是，每在国内招募一位博士，就需要从美国招来两名博士。”

陈教授表示，学校不缺出自欧美顶尖商学院的博士讲师申请来校工作，难的是在初级教员和经验更丰富的国际教员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很明显，越来越多有海外经历的中国教授想回到中国顶尖大学任教，尽管他们仍是少数。许多人认为，中国是全球开展管理研究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之一，其他人则希望能在中国刚刚起步的商学院产业发挥用武之地。

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张春，就是一位有海外经历的资深教授，他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后回到中国。 “(中欧国际商学院)新雇佣的大多数人员都是资深教授，我们只雇了一两个新手。他们回来帮助启动研究。比如在金融学方面，我们聘用了大量人员。”

国际合作

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这样的学校十分重视与美国顶尖商学院的关系。清华的师资中，有逾40人在斯隆管理学院呆过6个月，学习如何开发课程及教学，其中有30人还在哈佛商学院呆过3个月，学习类似内容。复旦10来也一直在把教授送往麻省理工。

清华和复旦都开办国际MBA学位教育，与麻省理工联合用英语教学，尤其是复旦，一直处在与国外大学开发联合学位的最前沿。

复旦与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挪威管理学院以及香港大学一起开办MBA课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陆雄文认为，该校的策略颇为成功。“我们与合作商学院的教授们共事，这样我们就能达到很高的水准。”

陆教授认为，这种渗透过程对于发展研究技能也起到了作用。“我们推出课程，吸引海外同仁到这里授课，短期与长期课程都有。这样，我们能帮助发展一些关于中国的研究思想和研究理念。我们的一大收获是，他们带来了最新的观念与商业理论。”

案例研究

中国在不断重塑自我，其步伐异常迅速，这意味着中国大部分商学院的主要焦点是，发展公司如何运营的案例研究。“我们必须非常贴近中国商界，” 清华大学的陈教授说。但这几所中国顶尖商学院仅发展了约200个中国案例研究，而哈佛商学院教员每年发展的案例就达到这个数字。

许多人都觉得，很难想象中国的商学院如何能赶上美国的水平，因为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师资非常短缺。很明显，这些商学院所需要的是开发博士课程的能力，但正如没有人能去培训经理人一样，也没有人能培训下一代博士生。

而在顶尖商学院建立机制，着手开发更好的课程之际，大部分中国的MBA课程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困难。

在北京大学，北大国际MBA(由美国26所耶稣会商学院的教员授课)美籍副院长傅中宝(Michael Furst)对中国许多商学院的管理教学没什么信心。但他颇为达观。“中国有许多机构，他们都需要管理……(中国普通MBA课程的)学生将受到水平一般的培训，他们还会在工作中学到一些东西，这比以前的情况要好些。”

然而，今后十年，中国将有几所世界级商学院崛起，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这些商学院将在世界舞台上参与竞争。

正如陈教授所总结的：“我们要达到世界级。我们需要得到世界的认可。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学生前来学习。”

外国赞助商提供教授、校园和时间

荷兰银行(ABN Amro)、拜耳(Bayer)和花旗集团 (Citigroup)是几家提供了赞助的企业，为商学院的教授职位提供资金。然而，与阿尔卡特 (Alcatel)、英美烟草(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和飞利浦(Philips)一样，这些企业所赞助的教授不在美国而是在中国工作。

中国顶尖商学院的鲜明特点之一是，非中资企业与非中国公民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帮助发展这些商学院。

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最多捐赠。在上海复旦大学，商学院大楼建设资金来自斯达基金会(Starr Foundation)——美国人康那利斯旺德斯达 (Cornelius Vander Starr)1919年在上海成立了他的第一家保险公司。在北京清华大学，校园中的主楼伟伦楼，就是以香港恒生银行 (Hang Seng Bank)董事长利国伟的名字来命名的。

庞大的北大MBA项目大楼是用一位台湾商人捐赠的钱建起来的。

但企业不只是捐钱而已。英国石油(BP)首席执行官布朗勋爵(Lord Browne)担任了清华大学顾问委员会主席；在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还担任高盛(Goldman Sachs)老板的时候，他就抽空在清华顾问委员会任职，现在桑顿先生在清华大学教授一门有关全球领导力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