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发言人王明旭在2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而最近仍看到很多舆论在呼吁穷孩子怎么穷，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往浅的说是无知，深的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

　　媒体关注贫困生入学难，是“无知”甚至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相信大多数人看这教育部的这种判断都会感到不舒服。

　　诚如教育部所言，中央政府为了让困难学生上大学，已经拿出了几百个亿资助这些孩子们上大学，而且也建立了“奖、减、贷、助、免”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即使这样，试问教育部：是不是每一位贫困生都得到了资助，而不存在上学难现象呢？

　　恐怕不易吧，“奖”与“助”针对成绩优秀的学生，“减”与“贫”程序严格申请不易，“贷”更是困难重重。事实上，每年都有大量的穷孩子面对高高的资助学门槛而读不起大学，甚至有的父母面对孩子高额的学费而自杀。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关注他们，有什么不对呢？怎么能说是“无知”，甚至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呢？

　　传播学家施拉姆提出，大众传播媒介有五种社会功能：守望者的功能、决策的功能、社会化的功能、娱乐的功能、商业的功能。守望者，源自普利策的比喻：记者是船头上的望者，要望的是激流险滩，当然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望。记者的“守望”，不只是为了揭丑，迎合公众的猎奇心理，而是通过新闻的价值介入，使到新闻实现原始的信息传播功能外，还为社会决策提供信息，实现传媒在传播文化中的社会责任。

　　另外，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新闻媒体既是社会公器，又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理应担当起社会良心的重任。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使这个社会只剩下一名上不了学的贫困生，媒体对他们进行关注也是值得的。

　　教育部在这件事上，要做好的是份内之事，积极做好贫困生的入学这篇大文章，随便给媒体扣帽子，是不合适的，往浅的说是无知，深的说是对媒体权利与社情民意的漠视。

　　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社会各界很关注，教育部也很关注。应该说近几年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们国家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取得了许多进展。举个例子来说，比如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解决各地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的工作机制，有人管了，比如说教育部负责把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纳入到自己的教学规划当中来，指导和督促各地学校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公安部门要及时地向教育部门提供有关流动人口的情况和材料，发展改革部门要把流动人口子女上学的问题纳入到社会发展的规划当中去，作为他的一项工作。比如财政部门要安排必要的经费保障等等，已经有了这样一套完整的工作机制。另外，已经明确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是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同时当地的农民工子女要与流入地的其他学生享有同等的受义务教育的决定，学校不能违反规定加收借读费和其他任何费用。同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共同努力，建立了一套经费保障机制。比如说流入地政府财政部门对接收流动子女较多的学校要给予经费补助，比如说城市教育费附加当中要拿一部分来专门用于农民工子弟入学问题。我还了解到从2004年开始，中央财政在安排有关专项经费的时候，已向接收流动人口子女就读人数较多的地区给予了倾斜。

　　目前，教育部已经给各地下发了2007年少数民族骨干人才培养计划，研究生培养计划明确规定少数民族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属于国家定向培养的招生计划，在总规模之外列入专门的额度。2007年计划面向全国招收3700人，其中博士700人，硕士3000人，要求被录取的少数民族研究生可以在高校进行集中的强化培训。考生的资格由各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