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大选初选中一路领先的三位民主党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都是律师。就连他们的配偶也都是律师。麦克•赫卡比(Mike Huckabee)和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不是律师，但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和弗雷德•汤普森(Fred Thompson)又都是律师。

这场竞赛本应是争当美国的首席执行官，而不是争当首席法律顾问。候选人里就没有一个商学院毕业生吗？有米特•罗姆内(Mitt Romney)啊！不过，他除了哈佛MBA学位之外，还有一个法律学位。

商学院对律师可谓有看法。首先，律师似乎掌管着美国。在美国的43位总统中，有25位当过律师。只有一位是MBA（就是在任这位，所以也许最好还是别提了）。

其次，法学院对自己专业的影响，商学院似乎无法匹敌。法学院出版的期刊，律师都会读。法学院开的研讨会，律师都会参加。

另一方面，首席执行官很少关注商学院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早在1993年，时任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会长的唐纳德•汉布里克(Donald Hambrick)，就把商学院的夏季会议描述为“一个亲密的封闭圈子”，教授们就是到会上“来彼此谈谈”。到现在，情况也没什么改变。

在最新一期《管理学会期刊》(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中，哥伦比亚商学院的莉塔•贡特尔•麦奎斯(Rita Gunther McGrath)指出：“我们发表的多数文章，甚至都不会被其它学术人士引用。”

不仅是法学院对本专业的影响更大。医学院和工学院也是一样。

在《管理学会期刊》中，商学院教授们连篇累牍地哀叹自己无力以现实生活中商界人士所理解的方式进行研究和写作。

他们选择了一个吉时来自抬身价：今年是《管理学会期刊》创刊50周年。浏览一下最近几期的目录，就会发现经理人会忽略这本期刊的原因。《团队成员跨边界行为前因后果的多级调查》(A multi-level investigation of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team member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ur)，这就是一篇文章的标题。

商界学术人士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呢？他们自己给出了几个理由。首先，要在美国的大学里赢得终生教授的职位，你必须在有声望的同业期刊上发表文章。容易理解并非学术进阶的关键。

其它地方也有类似压力。在法国和澳大利亚，如果在顶级学术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学术界人士就可以获得奖金。英国大学科研评估机制(RAE)也鼓励类似的晦涩作品。该机制对大学的研究进行评估，并把资助与研究成果挂钩。

不过，就算没有这些诱因，很多商学院教员也更喜欢用学术图表、统计数据和行话术语来装饰自己的作品，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才真像搞学术的。在大学圈子里，商学院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自卑情结。

教授们提出了几种补救方法。学术商业期刊应该采用以事实为基础的文章，不要求它们提出新理论。汉布里克教授指出，其它领域的学术人士“并不觉得必须在每一页上都时不时提到理论，就好像洒熏香或圣水似的。”

还有一些人谈到，学术人士要花更多时间与经理人谈论他们会觉得哪类研究比较有用。

尽管这些建议都很有意义，我还是觉得商学院的学术人士遗漏了什么。法学院、医学院和工学院同商学院一样，要承受同样的学术压力——要在有声望的同业期刊上发表文章，用业内期望的学术词汇支撑自己的作品。

现实生活中的律师、医生和工程师之所以没有研究方面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比商界人士更聪明，而是因为研究能在他们从事的工作中帮到他们。

律师和医生继承了前人的知识，然后再发扬光大。他们观察同事们都做了什么，然后努力做得更好。

他们研究的对象也更具可预见性。人们的心、肺或神经系统运行的方式都差不多。而人们在办公室里的行为则要神秘得多。在一家公司有效的方法，在另一家公司就可能就无效。

经理人往往重实际胜过重理论，他们在尝试和错误中前进：这个有用，那个不行。最好的经理人不是在对手的成就之上建功立业，而常常是要另辟蹊径。

商学院可以描述创新型公司都做了什么：哈佛的个案研究方法就是干这个的。但准确地说，这是在回顾过去。商学院教授很难告诉我们创新者接下来会做什么。如果他们知道的话，肯定自己就会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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