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名EMBA学员华科论道——

    80年代，长江牌录音机、莺歌牌电视机、沙松牌电风扇等风靡全国的武汉品牌，如今可能只有部分老武汉人还能想起。没有可持续的品牌，没有在外叫得响的商界巨子，在进入中部崛起的时代，鄂商何去何从？

    5月26日，华中科技大学举办首届两岸三地EMBA高峰论坛，200多名来自台湾、浙江、河南、湖北的企业家、学者汇聚一堂，共论鄂商发展大计。

    文化因素还是缺少机会？

    历史上有闻名全国的晋商、徽商，近代又有宁波商帮、广州商帮等独立的商业流派。湖北人也热衷于商业，汉口商业一度发达，却为何鄂商在全国商帮中名头不响？

    武汉新阳光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柯翔说：“不光有文化方面，也有物质层面因素。湖北人只想做将不想做帅，缺少大胸怀。”有多名企业家从文化角度分析其对鄂商的影响。湖北自古有“唯楚有才”一说，受楚文化影响，湖北人聪明，但不是大开大阔那种，有灵气但没有虎气，缺乏大智慧，湖北人的性格是世俗化的性格。

    然而，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刘德明另辟蹊径，他明确不赞成这种说法，“全国各个地方性格上没有多大差异，关键是机会。如果没有机会，性格再健全也没有用。”他说，台商受近代历史的影响，较早接受西方思想和西方技术；浙商靠海，开放得较早，迎来难得发展机遇。不过，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及优惠政策的出台，鄂商完全可能后来者居上。            

    经营规模小还是观念不开放？

    “湖北商人经营商品的业务没有形成规模优势。”武汉和康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举说，徽商、晋商闻名，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一些比较固定的行业形成较大规模的优势。湖北商人基本上是个体单干、分散经营，不仅缺乏地域性、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即使在同一个地方的湖北商人，也大多不联系。

    “湖北包括武汉商人多半喜欢做些诸如‘赚过手钱’之类的投机买卖。”一名与会湖北企业家认为，武汉人过去一直靠码头为生，因此“武汉人大多有一种漂泊感，在做生意中产生了一种投机心理。”    

    “主要还是观念的问题。”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处长斯丽娟不赞成经营方式、地理等诸多原因。她举例说，今年“五一”杭州市所有公园免收门票，而带来的饭店等消费收入却比前者翻了两番。“必须以开阔的怀抱拥抱世界，而非等着世界来拥抱你。”不少企业家对此说法纷纷表示支持。 (记者　曾强    雷闯　熊辉)

    【对话一】

    “鄂商最大特点是灵活和兼容”

    ——访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院士

    长江商报：武汉高校云集，科研机构众多，为什么汉产名牌如此之少呢？

    杨叔子：上世纪90年代我到柳州参观，柳州科技人才不能跟武汉比，但却有两面针、金嗓子等一系列知名品牌。青岛也不用说，有海尔、海信、青岛啤酒一系列弛名中外的品牌。对比武汉，我询问柳州陪同人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方想了一会儿说，我们笨，武汉人聪明。很多事情都是湖北人最先发起的，做成品牌却是别人，湖北方言说是“醒得早，起得晚”。这跟湖北文化有关，经济活动会过去，政治活动也会过去，沉淀下来的是历史文化，传承的是文化基因。

    长江商报：浙江商人能有今天的成就，有人总结说是“走遍千山万水、道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你赞成这种说法吗？

    杨叔子：传统中的诚信贯穿于浙商的人品中，他们不坑人，老老实实地干，在国内外赢得了尊重。我觉得温州商人是浙商最典型的代表，温商“敢睡地板干到老板”，这就是有一种追求、一种精神。

    这让我想到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的《商务圣经》，这本书又名《论语与算盘》。涩泽荣一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人物，一生创造了500家企业，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金融之父。《论语》代表德，算盘代表才，《论语》代表精神，算盘代表商才。品德不仅统帅才能，而且激活才能。            

    长江商报：您觉得鄂商性格上有哪些不足？

    杨叔子：从1952年起，我至今在武汉呆了55年。我觉得，与南京比，武汉更“世俗化”。两人合作做生意，一个赚得少就不干。只顾局部、只顾眼前肯定不够，需要放宽胸襟，要有大聪明大智慧。数学上证明，最大的利益是双赢。

    长江商报：鄂商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

    杨叔子：鄂商须眼光放远些，境界放高些，脚步踏实些。

    长江商报：鄂商有哪些性格特点？

    杨叔子：没有特点就是鄂商最大的特点。拿菜系来说，湖南、四川、广东都有体系，而湖北就没有体系。湖北人一年四季吃大米可以，吃面条也可以，辣的甜的咸的淡的都可以，没有体系就是湖北的体系。湖北人没有性格就是最大性格，如果一定要总结，那就是灵活和兼容吧。 

    【对话二】

    中部崛起，鄂商的机遇在哪里

    ——访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张金隆

    长江商报：华中科技大学举办首届两岸三地EMBA高峰论坛的意义在哪里？

    张金隆：EMBA学员是个在社会上成功的群体，他们对企业有着最高话语权。通过对话的形式，引导各地学员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探讨各地商人与商业个性，探索更好的经营之道。我们作为地处武汉境内的高校，希望能通过这种形式推动鄂商的发展。

    长江商报：为什么选择台商、浙商、鄂商作为探讨对象？

    张金隆：EMBA的主体构成是商人，台商、浙商已经形成了特色商帮，湖北地处中部，在中部崛起的背景下，将几个地域的商人聚在一起，共同交流探讨，取长补短，共同谋求新的商机，从而实现相互之间的资源增值。

    长江商报：您认为通过论坛对鄂商崛起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哪？

    张金隆：三个小时的论坛，作用显然是有限的。但关注企业的发展，是管理学院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如果能坚持下去，一个论坛，通过交流，只要对一部分企业家产生作用，我们的论坛就成功了。所以我们要做成一个系列的“华中管理论坛”，就是希望从我们开始，引起更多人的思考和关注。“滴水穿石”，只要我们共同努力，促进鄂商崛起，我们充满信心。

    长江商报：对于此次探讨的话题您怎么看？

    张金隆：有一种说法，一年企业靠运气，十年企业靠经营，百年企业靠文化。让鄂商与成熟的商帮对话，吸取他们的优点，找到自己的弱点，这对培养鄂商崛起意义重大。

    ■论谈

    鄂商崛起不再是梦想

    “经济活动是短暂的，沉淀的历史是文化。”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院士一段开场白，拉开了论坛上半场——分析鄂商为何无法形成商帮的序幕。

    以杨院士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企业家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比较分析了鄂商和浙商、台商、徽商的文化和性格差异，从历史、地域的跨度阐述了鄂商兼容并蓄、精明强干、不肯冒险的中庸文化和多重性格。在文化方面，徽商与鄂商一样，坚守传统的农耕文化，小富即安、不肯冒险的思想，故在近二十年中没落。而位靠海洋的浙商、台商吸收更多的是海洋文化，在近现代的巨变中，他们敢于打破常规、冒险冲锋，故在改革开放中，做大做强了。

    而以浙商为代表的部分商人则从商人追逐利润的本质为出发点，分析认为鄂商不“饿”、不够团结、目光短浅是鄂商做不大做不强的根本原因，得出“商人本质上没有文化区分，只有对追逐金钱是否饥渴”的观点。他们举例，温州三面环山，一面环水，没有任何区位优势可言，但温州人充满对金钱的渴望，那种对财富追求的兴奋度是鄂商远不能及的。    

    论坛下半场，就鄂商如何抓住中部崛起的机遇、怎么发展自身等问题，与会人士各抒己见，为鄂商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建设性的意见。

    与会者一致认为，在武汉这个以国有企业为龙头的重工业城市，鄂商尤其是中小企业，要抓住国家给予武汉的政策　，利用武汉丰富的人才和资源优势，国内外产业大转移的经济环境，解决好诚信问题，发展高校技术与企业创新结合的道路。

    众学者、企业家表示，中部崛起，鄂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发展战略，武汉都具备优厚的条件，改变传统形象，实现鄂商崛起将不再是梦想。

    ■花絮

    “如果我来经营东湖”

    “如果我来经营东湖，一定会打造出它的特色。”EMBA学员吴文豪在论坛上谈起武汉的东湖，发出如此豪言壮语。

    吴文豪是台湾国景绿化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看到东湖，他谈起台湾的日月潭。“日月潭面积远没有东湖大，但经营却非常好。”吴文豪说，东湖风景非常优美，如果让他来经营，他会在根据东湖风景优美的特色，保持其绿色环境，打造原生态概念，在现有功能上稍加改进，使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结合。

    “鄂商太聪明，不好”

    谈起与湖北商人的合作，昨日来参加论坛的学员—杭州春江发电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闻国建直摇头，“鄂商太聪明，不是件好事”。

    闻国建向记者举例，有一次他和湖北一家公司签订合同，对方把各种小事情全部算在合同里，本来和别人只需一张纸的合同，结果和湖北商人签订了一大本。连五十元的一些费用都想到了。闻国建说，做生意大家都想赚钱，如果在某些小利方面，装糊涂不知道，其实看起来自己亏了，但收买了对方人心，对自己是好事。他称，湖北人的确很聪明，能将各方面想尽、想全不是坏事，但如果处处表现出自己比别人聪明，那就是坏事了，因为“现代商人都不苯”，做大生意需要一种大智若愚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