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两年,就会突然出现一宗诉讼,控告某家大型华尔街公司歧视女性员工。在臭名昭著的“Boom Boom Room酒吧”诉讼案中,美邦银行(Smith Barney)女职员控诉男同事与“膝上艳舞女郎”开派对。随后,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了结了一桩集体诉讼,与声称被拒之于晋升门外的340名女职员达成和解,并付给带头起诉的艾丽森•施福林(Allison Schieffelin)1200万美元和解费。瑞银华宝(UBS Warburg)前主管劳拉•祖布莱克(Laura Zubulake)曾因抗议受到歧视而被解雇,某陪审团去年判给她2900万美元。
案情细节一般不宜刊登——无非是脱衣舞夜总会和黄色笑话等诸如此类的内容。损失赔偿费几乎总是数额庞大。这些案件共同印证了华尔街“男人俱乐部”的名声,俱乐部门上还挂着“女士免进”的牌子。
不过,还是有一些女性在华尔街获得了成功。想想花旗集团(Citigroup)首席财务官萨利•克拉夫切克(Sally Krawcheck)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互联网分析师玛丽•米克(Mary Meeker)吧。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异呢?是因为她们脸皮厚,还是因为她们找到了有效的应对策略和对女性更为宽容的行业?
社会学家路易丝•玛丽•罗斯(Louise Marie Roth)在《卖空女性》(Selling Women Short)一书中探讨了这些问题。这是一本考察华尔街文化暗中如何运行的学术著作。罗斯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一名教授,她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读研究生时便对这个话题产生了兴趣。她当时的华尔街银行家男友告诉她,他的一位女同事严厉指责他就因为一家餐厅有模特和其它“养眼美女”,而将其选为客户餐会地点。
罗斯采访了76位顶尖商学院的男女毕业生,他们都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华尔街大牌投资银行工作的。从奖金、工作习惯和育儿安排,到性别歧视经历和下流笑话,她询问了所有方面的问题。本书最终告诉读者,在小人物眼中,“男人毕竟是男人”这种文化如何破坏了各银行为留住和提拔女性所做的努力,同时将女性赶进了金融业中收入最少、受尊重程度最低的领域。
这些数据是基于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科技繁荣时期的经验,而非如今充斥着对冲基金的时代。不过,罗斯还是得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的结论(尽管并不那么令人惊讶)。截至1997年,她样本中华尔街女性的收入仅为男性的60.5%,尽管她们在同一时间进入公司、拥有类似的资历,也接受过类似的培训课程。罗斯表示,很大一部分差异可以由女性选择的职业道路来解释——更多女性最终成为了股票研究和公共财政等薪水较低的专业人员,而男性则倾向于向公司财务和交易等高薪领域发展。此外,男性的工作时间也要长一些,而且通常选择留在一流公司,而更多女性往往因为家庭原因,退入二流和三流公司。即便在考虑了这些差异之后,罗斯样本中女性雇员的收入仍然比同一层次的男性少29%,尽管她们在类似的机构中从事类似的专业工作。
根据作者的假设,是陈腐观念在起作用。这一理论得到了薪酬统计数字的证实:已婚男性是大赢家,其次是单身男性和单身女性,而已婚女性却落在最后。罗斯还认为,大型银行的“360度评估方法”(360° review process)对女性不利。按照这种方法,雇员不仅要由老板评价,而且还要获得同级和下属的评价。这个体系非常主观,其中可能掺杂了各种偏见,从而使得那些广交朋友、八面玲珑的华尔街员工从中受益。一位名叫特蕾西(Tracy)的交易员对罗斯说:“我和这里的另一位女雇员完全被遗弃了。集团里的其他人每周末都去打高尔夫球。他们还会出去吃饭什么的。我们从来没接到过邀请。”与男性客户培养关系也一样有问题,因为在这个大环境里,客户餐会结束后通常要去泡泡情色酒吧。
为了生存,罗斯采访的一些女性雇员选择了技术专长比客户关系更重要、或依据盈亏数据来评定绩效的领域。一位名叫埃玛(Emma)的受采访对象解释道:“我之所以想做量化工作和执行工作,是因为我可以说:‘那单子是我做的。'我讨厌搞关系,因为那全靠打高尔夫球。”一些女性雇员成为了指导顾问,还有一些进入了公共财政领域——在这里,非盈利和政府客户常常很看重多样化的银行团队。
这本书以罗斯的论文开篇,时不时地停下交代一下她觉得对学术读者来说颇为必要的背景。但用13页的篇幅解释银行家、交易员和分析师的工作,确实有些冗长。她的样本容量也较小,一些关于华尔街恶行的传说也影响了这本书的公正基调。不过,总的来说,《卖空女性》仍是对表面上以贤举能的体制如何可能导致不公平结果的深刻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