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郑渝生教授出现在上海四季酒店的讲坛，向社会各界青年阐述了MBA教育对于中国发展的重大意义。

年轻时，郑渝生教授也曾怀有科学的梦想。然而，文革的风暴无情地干扰了他在复旦的学业，随后的青春在岁月流逝中蹉跎。当科学的春天再度来临的时候，郑渝生教授已过而立之年。但他抓住了人生的机遇，成为文革后中国第一批研究生。

1982年郑渝生教授负笈留美，前往常青藤学府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当时为数不多的留学生当中，郑教授属于绝对的另类。“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攻读理工。而我由统计转读管理可谓真正的pioneer（先驱）”，郑教授说。当时他的导师也颇为迷惑：这位来自计划经济国度的东方人为何要学习资本主义的管理学？一旦回国，所学的专业很可能变得毫无价值。

也许是隐约地感觉到中国即将发生的巨变，加上某种因缘使得郑教授最终定格于沃顿。在哥大获得博士学位后，郑渝生教授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招至麾下。沃顿是现代管理学的发源地，更是管理学研究的重镇，长期以来执学界之牛耳。郑渝生教授在沃顿从事运营管理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郑渝生教授的多篇论文在运营和供应链管理学界影响深远。他曾同时担任国际知名管理学刊《ManagementSci-ence管理科学》和《OperationsResearch运营研究》副主编十余年。

中国奇迹下的“盛世危言”

郑教授坦言当初投身管理学研究是因为预感到中国即将发生巨变，但是今天看来，变化比当初预想的还要深刻许多。

作为一个饱受物质短缺之苦的大国，中国在上世纪末逐步挣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开始迈入市场经济。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改革之初的数倍，但仍然在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一次次地打破专家的预测，人们甚至已经不再愿意武断的猜想中国的潜力。“中国有13亿渴望改变命运的国民、睿智务实的领袖、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广阔的国内市场，这些都是支撑经济起飞的良好条件”，郑教授说。

“然而，那些忙于开疆扩土的CEO们却并不这样看待现状”，郑教授援引麦肯锡公司的数据展现了企业家们的普遍焦虑：“中国在未来10年需要75000名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级管理人才，但是可以预见的供给，只有不到5000名”。

当前，优秀管理人才的短缺在跨国公司普遍存在，遑论飞速发展的民营企业。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与此同时，每年有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为获得一份工作而四处奔忙。而其中大多是潜力无穷的青年。以上两种极端现象在中国显得颇为突兀，令决策者们感到十分头痛。

如何化就业负担为充沛的人力资源供给？郑教授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挑战。

MBA，未来领袖的职业加速器

郑教授在演讲中指出，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增长同样面临人才短缺的现象。为此，沃顿首先设立了工商管理专业，而率先将其升格为研究生教育的则是哈佛。

MBA教育旨在让那些具有管理潜质的青年受到系统的培训，在被“催熟”后早日走上领导岗位。虽然MBA一开始只是定位于培训，却立即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再次勃兴将MBA教育推向了另外一个高峰。如今，美国的各大名校几乎都设有MBA项目。1800个MBA项目每年可以培养毕业生逾10万人。美国的公司经理几乎人人接受过MBA教育。

MBA之所以能够被美国社会所接纳并扩张至欧洲绝非偶然。MBA教育强调学以致用、与时俱进、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现代工商业对于人才的需求。

反观中国，郑教授认为，我们的MBA教育才刚刚起步。无论从规模、质量和社会认可度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李嘉诚基金会捐赠的非赢利、独立性教育机构，长江承担着培养未来商业领袖的历史使命。

近来，有其他商学院将长江视为强劲的竞争对手，对此郑教授谈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在沃顿执教20年，从来没有听说会将哈佛视为竞争对手，尽管许多申请者在两校之间会选择后者。美国好的MBA项目很多，在社会上影响力很大。工作后读一个MBA对于美国人是常识性的举动。而在中国则不然，MBA在社会上的是凤毛麟角。由于MBA的声音太弱，弱到了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有中欧、长江，弱到了大家都不了解MBA的真实价值，招生才会出现所谓的竞争现象”，郑教授如是说。

对于MBA在中国的未来，郑教授认为大家应该抛弃门户之见，共同把MBA事业做好。如果中国有100所长江和中欧这样优秀的商学院，MBA在社会上就有了相当的影响力，我们的招生反而就会变得轻松。因此，当务之急是同仁携手，一起努力将MBA教育的口碑建立起来。